告别2013,告别20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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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别2013

2013年告别春晚从13年退出央视春晚开始,至今已经8年了,赵本山除了拍了几部影视剧外,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,就连自己的刘老根大舞台也鲜见影踪。在央视春晚,节目在临近直播的时候“突然死亡”是很正常的。也许是赵本山不愿修改自己的作品,也许是感到受到了冷落,待遇和以前不一样了,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了春晚。

告别2020

2020年就要过去了,我不怀念它,但将忘不了它。

未来历史上,它的痕迹也将难以抹去。

在美国《时代周刊》最新一期杂志封面上,白底黑字的“2020”被画上了一个“红X”,并附言“这是最糟糕的一年”。

此前,这个“红叉”标记在《时代周刊》封面上只出现过四次。

宏大历史自有轰轰烈烈的起承转合,私人生活却往往在悄无声息之间就被卷入历史。

微观如个体者,对其生活的回顾,也能为历史标下注脚。

我的2020年,正是“知道开头,却料不到结局”。

从乐观到“封城”春节长假,我前往意大利的西西里岛。

1月26日晚(农历正月初二),在西西里岛东部城市锡拉库萨(旧译叙拉古),我置身于拥挤的人群中,观看盛大的San Sebastiano(圣塞巴斯蒂亚诺)巡游。

San Sebastiano是天主教、东正教崇拜的偶像,被尊奉为遭受瘟疫者的保护神。

在欧洲历史上,瘟疫曾写下一页页黑色史书,因此San Sebastiano颇受尊崇。

三十多个男人抬着他的神像,一路高声呼喊。

每走十来步,他们就把神像放下来,接受民众的欢呼祷告。

他就这样在大街小巷处处驻足,“驱逐瘟疫、祝福人间、带来康宁”。

然而,新冠疫情未因San Sebastiano巡游而消退。

相反,它贯穿了2020年的始终。

“封城”期间的五十周年纪念公园。

此时整个比利时都深陷疫情之中。

春节长假很快结束。

在踏上归程之前,我去药店买口罩。

“口罩?”店员一下子没反应过来,听了我的解释才恍然大悟。

她说,几乎没有人来店里买过口罩。

回到布鲁塞尔之后,情况就不同了。

中国同行提醒我储备一点口罩,以备不时之需。

2月初,疫情已经成为华人群体最关心的话题。

大家经常交流新闻,打听哪里能买到口罩、洗手液和消毒液。

一些华人专家组建志愿小组,定期收集、发布疫情信息和防护知识。

未雨绸缪的氛围,在华人社区里已经形成。

与华人群体相比,欧洲当地既漠然又乐观。

不少决策者、专业人士、新闻媒体和民众都把新冠疫情视为“大号流感”,认为在卫生资源充裕、医疗水平很高的欧洲国家危害不大。

在比利时,一开始官方机构几无作为。

边检和海关未就新冠疫情采取限制措施。

主管部门认为普通居民没有必要佩戴口罩。

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(ULB)空间流行病学实验室知名专家马里乌斯·吉尔伯特(MARIUS GILBERT)建立模型测算,认为疫情传播到比利时的概率只有2%。

况且,2014-2015年,比利时曾经成功防控埃博拉疫情。

就在此时,新冠疫情在欧洲攻城略地、长驱直入。

进入3月份,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法国、德国的疫情渐成燎原之势,比利时国内也出现大面积社区传播。

严峻形势唤醒警觉,针对政府的消极态度,科学界、医学界和民间都开始出现批评声音。

然而,要让“佛系”的政府行动起来太难了。

比利时南部的法语区和北部的荷语区长期对峙,党争不断,围绕防疫议题更是互相攻击、争执不休,难以形成决策和行动。

社会动员更难。

学校、商场、餐馆,特别是火车站、汽车站和机场,政府都不能想关就关。

对民众的动员同样难。

不少欧洲民众认为新冠疫情不过是“大号流感”,主要对老年人更危险,因此,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采取了“无视病毒”的态度,不愿意改变生活方式,更不愿意让渡自由权利。

官方争争吵吵,民间众声喧哗。

由于缺乏有力的防控措施,疫情迅速蔓延恶化。

迫于严峻的形势,3月18日,比利时仓促实施第一次全国“封城”。

在此前后,欧洲多国也纷纷实施了“封城”措施。

隔离从2月份开始,我就已经减少外出。

“封城”之后,更是开始了长逾半年的隔离生活。

期间政府停摆,公共活动停办,我的工作也处于停摆状态。

但时间一长,“结束疫情”的希望越来越渺茫,对于数据也就慢慢麻木。

每晚7点,布鲁塞尔都会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,人们借此向医护人员致敬,邻里之间也借此互相鼓励。

但日复一日,掌声就渐渐稀落,直至消失。

隔离生活。

《时代》周刊这样描述2020年:“生活除了痛苦不堪外,还单调得令人发狂,每天的日常都在与我们作对。

”“单调得令人发狂”,正是隔离生活的生动写照。

除了每两到三周一次外出采购食物,每天傍晚出门散步之外,其他时间都是面对“四壁高墙”。

有限几个英语电视频道里,翻来覆去都是疫情新闻。

网络上铺天盖地也是疫情资讯。

每天阅读大量的疫情负面信息,眼看着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肆虐,也如同《时代》周刊所写,“我们被一种最击垮人心的无助感所威胁着,这种感觉不受控制地蔓延”。

每天傍晚出门散步,走出社区都有两个选择:向左拐,步行30分钟就是欧盟总部;往右拐,步行20分钟就是连绵森林。

一边是欧盟的政治中心,也是欧洲防控疫情的政策枢纽之一;另一边只有大自然的山湖林草,静默无声。

这样的隔离生活一直持续到7月份。

经过近4个月的“封城”和隔离,欧洲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。

在最好的时候,比利时每天新增确诊人数已经降到两位数。

隔离措施逐步解除,社会生活慢慢恢复常态。

7月中旬,我和中国同行前往比利时南部卢森堡省的阿登山脉。

这是将近半年时间以来第一次出远门。

1944-1945年,被称为“对德寇最后一战”的“阿登战役”就在阿登地区发生。

这场战役重创了德国的空军和机械师,使德军再也无力发动大型战役,纳粹德国由此迅速走向溃败。

如今的阿登山脉被森林覆盖,绿树参天,鸟鸣幽谷,泉声叮咚。

在经历了严重的疫情和长时间的隔离之后,大自然特别能体现出治愈的力量。

“历史重演”疫情持续走低,每天确诊人数也在低位徘徊,一些小规模的公共活动开始恢复,朋友之间偶尔也开始互相拜访,聚会、聚餐也回到了生活中。

正当人们满怀希望,以为正常生活即将回归之际,公共卫生专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。

七八月份正值欧洲暑假。

因为疫情在整个欧洲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,各国的防控措施也已经相继解除,久居家中的人们开始“报复式”出行。

在媒体报道里,旅游景点、度假胜地、海滨沙滩都出现了人山人海的景象。

人群的大规模流动和聚集,正是疫情传播蔓延的温床。

恶果很快就来了。

进入九十月份,欧洲第二波疫情迅速袭来,甚至比第一波更加凶猛。

在比利时,每天新增确诊人数迅速攀升,很快就打破了第一波的最高纪录。

这个总人口只有1100多万的国家,单日新增确诊人数接连突破1万人和2万人。

布鲁塞尔大广场游人稀少。

在第二波疫情当中,布鲁塞尔成为重灾区。

坐在家里,就能听到救护车从街上呼啸而过。

我居住的社区里开始出现重症病例,被身穿全套防护服的医务人员抬上救护车。

在认识的人里面也开始出现确诊病例,甚至30多岁的年轻朋友也成为重症患者。

统计数据也印证了疫情的严重。

10月中下旬,在布鲁塞尔参加核酸检测的样本中,阳性检出率竟然高达四分之一。

在疫情迅速恶化的情况下,全国的床位资源和核酸检测能力都开始吃紧,第二次全国“封城”呼之欲出。

第一次,人们盲目乐观、疏于防备以至病毒乘虚而入。

第二次,人们置专家的严厉警告于不顾,在夏日假期里纵情欢乐。

然而,“乐极生悲”之余,病毒早就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——“历史”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再次重演,只不过第一次是悲剧,第二次仍然是悲剧。

10月下旬,欧洲第二波疫情达到高峰期,多国相继实施第二次“封城”。

我就在此期间确定回国。

一个多月后,寒冷的欧洲即将迎来圣诞节假期。

然而,面对仍在反复的疫情,是解除还是维持现有的隔离措施,甚至实施更加严格的“硬封城”?多国仍在争论不休。

“共识”?经历战争就会更加珍视和平,经历隔离就会更加珍视自由,经历疫情就会更加珍视健康。

而深重灾难总能引发思考。

疫情提出来的一个问题,就是怎样才算良好的治理?当面对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而无力应对,致使整个社会都被拖进疫情的泥潭,这样的治理能力很难称得上良治。

以此“结果导向”入手,西方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能力,确实难逃系统性的追问。

在疫情进入大规模社区传播之前,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一个月左右的防控窗口期。

然而,他们对于病毒危害性,以及对于自身防控能力的评估都出现了严重偏差,乐观情绪近乎傲慢。

有些人甚至抱有偏见,认为疫情给欠发达国家造成困难,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,这算不上严重的危机。

票选政客似乎也很难具备真正政治家的前瞻性。

在票选政治下,很多问题的解决都是倒逼式的。

当危机还没有出现,或者还没有演化到某一程度,政府很难提前采取措施,哪怕是一些涉及广大民众基本生活的措施。

弄不好措施还没有落实,政客就先被民众选下台了。

个人自由、个人权利的边界在哪里?在左翼青年人那里,个人自由不可让渡,不能妥协。

他们反对所有限制个人自由、改变常态生活方式的疫情防控措施。

除了上街游行表达抗议之外,他们还通过实际行动去对抗隔离。

比利时的夜店关闭了,他们就跑到荷兰去泡夜店,或者私下里举办家庭派对。

一些年轻人甚至通过举办“新冠派对”(健康者与确诊者一起参加派对,实现互相感染)的极端方式,来反证新冠病毒危害性不大,无需采取限制措施。

一些商人也不愿意让渡权利。

自由的一个基础是自治,自由的个体应该具备自我约束、自我治理能力。

防疫抗疫的成败,更多地取决于人们的态度和行动。

置身于相同的疫情之中,欧洲华人社区的感染率就很低,一些华人社区长时间保持“零确诊”纪录。

面对疫情,华人群体就体现了很强的自我约束、自我治理精神。

即使没有政府的硬性约束,他们也自觉减少外出、减少聚集,在日常生活中做好个人防护。

这证明,疫情并非不可战胜。

激烈党争损害着西方式民主体制,这一点在疫情的放大效应下尤其明显。

以比利时为例,该国以语言文化划分的南北方长期对立,围绕这一基本格局,形成了党派林立、政见纷纭的局面。

直至“封城”前夕,南北法荷两大语区的政党仍然争执不下:前者主张升级防控措施遏制病毒扩散,以免重蹈意大利的覆辙。

后者坚持不能关闭学校,也不能实施任何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的措施。

在很多时候,已经难以分清到底是基于事实与政见的争执,还是因为党派对立而导致的“为反对而反对”。

这种困境不是比利时所独有,很多欧洲国家都要面对激烈党争的难题。

乃至到了欧盟层面,同样存在议事效率低下的问题。

林立的党团让人眼花缭乱,各自的立场、观点、主张错综复杂,导致很多事务都议而不决,很难形成共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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